金岳霖与《论道》
胡伟希 发布时间： 2007-05-31
04:02 光明日报
乍看起来，金岳霖似乎与“国学”相距甚远。不是么？这位“西学”（逻辑与知识论）功底甚好的哲学家不仅以研究分析哲学见长，写了洋洋七十万言的《知识论》，而这种分析研究的方法向来为中国传统国学之异数。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印象。《知识论》虽然讨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时髦”的“知识论”问题，但要知道，他的“
知识论观点”，其实是深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比如说他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而他的生活方式的奇特与人生态度之脱俗，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是追求“时尚”，不如说更多地是魏晋名士派头的。而假如再深入观察一下，可以发现，，他强调哲学家的学问与他的人格合一，这种看法不仅相当传统，而且不折不扣是中国式的。
然而，真正体现金岳霖的中国情怀的，还是他的《论道》一书。
金岳霖在谈到《论道》的写作构思时说：“关于道的思想我觉得它是元学的题材。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片面地忘记我是人适所以冷静我底态度。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论道·绪论》）这段话表达了金岳霖对于形而上学的见解。这种对于哲学的看法，可以说是真正接续上了中国哲学的传统。
虽然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中国式的，然而，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方式，却是中西合璧或者说亦中亦西、非中非西的。这种中西合璧的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旧瓶装新酒”。
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论道》，可以发现：它的方法论意义要远大于它的哲学观念的意义。就哲学观念来说，它是以新实论为依归的，将宇宙本体——“道”视之为“式—能”。这可能是沿用了西方新实在论者关于共相，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因”、“质料因”的提法；这种哲学观念仅只是哲学史上的一种见解，并且在今天看来并不十分新鲜。然而，金岳霖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自觉运用的“旧瓶新酒”方法，却断然不会过时，并且到今天愈来愈显示出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而从方法论上看，对于中西哲学的融合，不是采取“新瓶旧酒”，就是采取“旧瓶新酒”。这两种方法都各有其合理之处，也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因为“旧瓶”与“新酒”的关系，容易被理解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与西洋哲学的内容的关系。说到对于传统哲学的继承，要继承传统的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这一做法容易理解，怎么说还要继承或者采纳古人的名词或者术语呢？其实，从诠释学的观点看，任何名词与概念的使用，都不仅仅是形式或工具意义上的，而具有实质性与本体论的含义。就是说，一旦使用某个名词或术语来表达对于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必然会由于这个名词或术语的使用而带有某种认知上的“前见”，从而影响甚至制约到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旧瓶新酒”其实也就是“新瓶旧酒”。它们两者不能截然划分，而是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或平衡。然而，作为哲学方法论的类型，我们发现，这二者的确又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新瓶旧酒”更多强调的是对于传统哲学内容或观念上的继承的一面，只不过这种对于传统的实质性继承考虑到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采取了新的路与形式；而“旧瓶新酒”恐怕更多地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于外来思想观念的吸取与接纳，而为了更好地吸收外来思想观念则必须使它能与传统相衔接。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构成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与环节。也正因为这样，《论道》一书与冯友兰的《新理学》一样，应当被视为当代“新国学”的经典：它们对于中国传统“国学”的现代转型来说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
金岳霖于抗日之初的1938年，在清华大学南迁到南岳时开始《论道》的写作。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世纪50年代，此书与其他当代中国哲学家，如冯友兰、贺麟等人的著作一块，被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资料批判丛刊》“内部出版”，供批判之用。1985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此书；以后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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