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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胡适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007-09-13 15: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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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周远斌  发布时间: 2007-09-13 04:46 来源:光明日报 
 

  说起胡适的文学成就,就不能不提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一著作。胡适在日译本序中言:“这部书是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记载这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短历史,以备一个时代
的掌故”。

  史之著述,强调实录,但也主张独创,司马迁倡导的“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史学家的追求。胡适继承了传统的史学精神,在实录的基础上自出机杼,从古文的末路、古文学的新变、白话小说的发达及缺点、文学革命这几个方面来再现这五十年的文学,这既是一定程度上历史事实的总结,也是在有意识地、有选择地建构历史,让历史说话。《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这种建构,是想让这五十年的文学史告诉人们当下文学要走的路,由“死文学”到“活文学”,再到文学革命,是严谨的逻辑,其中有历史之客观,也有人为之主观,二者的合一是胡适“独断于一心”之处。在具体作家的论述上,胡适也多用这一逻辑。他认为,金和“确可以算是代表时代的诗人”,他的“诗很带有革新的精神”,“正因为他深恨那些‘抱窃疾者’,正因为他要‘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这五十年的诗界里占一个很高的地位”。胡适这一以革命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在当时很能鼓舞人,以至于鲁迅读后大为赞叹:“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史之著述,贵在“观其会通”,探其流变,《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种文体或一个作家,胡适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变。他概括这个时代道:“当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评价谭嗣同、梁启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体”道:“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都不满意于桐城的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沈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情感’”;“拿文学史的眼光来观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体虽说是得力于骈文,其实也得力于八股文。古代的骈文没有这样奔放的体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长比’有这种气息。故严格说来,这一种文体很可以说是八股文经过一种大解放,变化出来的”。八股文的特点及影响多因偏见而被忽视,或不屑于说,但胡适明言这一点,并一再强调:“说这种文体是受了八股文的影响的,这句话也许有人不愿意听。其实这句话不全是贬辞。”这可见胡适树义衷诸实际的治学精神。

  胡适虽然主张白话取代文言,但并没有否定文言在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评价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的成绩道:“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再如对章炳麟《国故论衡》的评价:“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虽然胡适对待文言的态度有些极端(将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对文言局限性的评价非常客观,也非常有见地。他说,“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但“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所得不偿所失”。文言确如胡适所说,不适宜作大众化的语言工具,小说这一大众化的文学体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远”,得不偿失。

  胡适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议论往往能直抵本心。他指出金和的诗带有“嘲讽的诙谐”特点,进而论其渊源和特点。对于章炳麟的文章之所以能自成一家,胡适明言,“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因时代的裹挟和胡适的武断,著述中也有个别极端之语;瑕不掩瑜,其被公认是中国文学史写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个别话语需予以反思。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完稿于1922年3月,次年发表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社公司出版时间:1986年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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