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
余敦康
内容提要：朱熹的易学体系在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而重点则是通过象数的研究以补《程传》之不足。《本义》卷首九图与《启蒙》四篇是朱熹所编出的象数大略，构成他的易学体系的主干。朱熹认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象数，伏羲八卦是先天之学的象数，文王八卦是后天之学的象数，卦变图是孔子之易的象数。这四种象数虽然层次历然，不可混淆，其实皆不外乎阴阳奇偶之动静循环，至于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这就是所谓太极。因而太极阴阳之妙就成为这四种不同象数的共同的本质。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
关键词：太极 阴阳 先天 后天
朱熹作《周易本义》，所谓“本义”，是指《易》本卜筮之书。他反复强调，“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 (《语类》卷六十六）这是朱熹解《易》的一条基本的思路，他对易学的一系列独创的看法都是由此而推演出来的。卜筮是与象数紧密相连的，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处之实。后来朱熹又作《易学启蒙》，对象数与筮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而这两部著作构成了朱熹易学体系的主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DM(〗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DM)〗〖SM(〗《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SM)〗
关于象数与义理的关系，朱熹认为，象数在先，义理是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展根据对象数不断深入的理解逐渐开发出来的。当初伏羲画卦，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尽管这种象数蕴含着天地阴阳的自然之理，但是伏羲也自纯朴，不曾理会，并没有转化为人们所自觉认识的义理。此时只有卦画，并无文字，称之为上古伏羲之易。到了中古时期，文王作彖辞，周公作爻辞，彖辞是对卦体之象的解释，爻辞是对卦爻之变的解释，有了解释，才有了义理。但是，文王周公之易仍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到了近古时期，孔子鉴于当时人们淫于术数，以为易止于卜筮而不见圣人设教的义理，于是作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这就把一部卜筮之书转化成一部义理之书了。虽然如此，孔子仍然是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随他那物事说，不敢别生说，其所发明的义理并没有完全脱离象数。因此，朱熹认为，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不可一例看。
孔子以后，易学的发展分化为象数与义理两派。朱熹对这两派都提出了批评，认为汉儒象数之学脱离义理而言象数，王弼、程颐的义理之学脱离象数而言义理，二者皆失之一偏。照朱熹看来，虽然象数乃作易根本，但是这种象数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为之造作，是一种自然的象数，并不是汉儒附会穿凿所杜撰出的那一套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据此而论，王弼、程颐对汉儒象数之学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的义理派易学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他们由扫落汉儒的象数进一步否定象数本身，没有把自然的象数与人为的象数明确区分开来，由此而发挥的义理疏略而无据，也不合于圣人作易之本意。因此，朱熹对这两派易学都表示强烈的不满，而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易学体系，熔象数义理为一炉，以恢复易之本义。为了建构这种易学，他认为，关键在于从事象数的研究，因为义理方面经由王弼发展到程颐的《易传》业已十分完备，用不着人们再作补缀，只是欠缺象数，于本义不相合，需要人们为这种义理重新奠定一个象数学的基础。他指出：“《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 （《语类》卷六十七）。朱熹反复强调，易学不可离却象数，若未晓得圣人作易本意，先要说道理，纵说得好，亦无情理，与易原不相干。因而其《本义》与《启蒙》，只是编出象数大略，着眼于以简治繁，不以繁御简，一方面补足义理派易学的欠缺，另一方面纠正象数易学的偏失，实际上是超越秦汉以来所形成的这两派的易学，站在易之本义的哲学高度对象数之学所作的研究。
《周易本义》卷首载有九图，包括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卦变图。这九个图就是朱熹所编出的象数大略，虽然同为象数，但却代表了易学发展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其作用与地位也就有所不同，应该区别看待，不可混为一谈。其中河图洛书代表天地自然之易，这是象数的本原，作易的根据，称之为画前之易，在九图中最为重要。伏羲四图代表伏羲之易，这是伏羲有见于法象自然之妙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所画出，称之为先天之学。此六图皆无文字，只有图书，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八卦次序与方位两图改变了伏羲卦图之意，就已成之卦推演而别自为说，并附有文字的解释，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代表易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文王之易，也就是今之《周易》。卦变图置于九图之末，代表孔子之易。孔子因文王之易作彖传，以卦变说成卦之由，故作此图以明之。朱熹特别指出，此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指。根据这九个图的排列，可以看出朱熹对象数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属于先天之学的天地自然之易和伏羲之易，因为这是易学的基本纲领，开卷的第一义，如果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只从中半说起，而不识向上根原。
王懋《朱子年谱》谓《本义》成于淳熙四年（1177年），《启蒙》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语类》卷六十七记载：“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朱熹本人也多次指出，《本义》未能成书即为人窃出印行，不是一部成熟的著作。朱熹之所以不满于《本义》，主要是由于《本义》受到《周易》文本的限制，只能依据文王所推演的后天之学来解释经传的义理，而不能脱离文本对先天之学多作发挥，至于卷首所载之河图洛书及伏羲四图，也因限于体例，只能略示梗概而不能展开详细的论证，这就使得《本义》就总体而言显示出体系不完整、论证不精密的缺陷，故不能不致遗恨。基于这种遗恨，所以朱熹作《启蒙》，就把目的设定为补足《本义》的缺陷，追求向上一路，专门研究象数与筮法的先天理据，对九图进行哲学的论证。这两部著作，体例不同，重点有异，但却彼此配合，相互补充，朱熹常常相提并论，并且依据《启蒙》对《本义》作了修改，使之成为定本。比如今本《本义》的《系辞上传》，关于“河图洛书”，注云“详见《启蒙》”；关于“大衍之数”，注云“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关于“画卦揲耆之序”，注云“详见《序例》、《启蒙》”；这些均可见出修改订正的痕迹。
《启蒙》共分四篇：《本图书》是对河图洛书的解说，《原卦画》是对伏羲四图及文王二图的解说，《考变占》是对卦变图的解说，《明蓍策》是对古筮法的研究。四篇所论，不离九图，虽名曰《启蒙》，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为初学者开启易学之门，而在于进一步论证九图所蕴含的哲学意义，系统地发挥自己的象数之学。与《本义》相比，朱熹对《启蒙》是感到相当满意的，认为这是一部带总结性的成熟的著作，完全恢复了易之本义，后之学者如果有意于研究象数之学，只以此书为据便已足够，不必他求。他在《答方宾王书》中指出：“熹向来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谓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则于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皆有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 （《文集》卷五十六）在《答赵提举书》中指出：“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 （《文集》卷三十八）《语类》卷十四记载：“说《大学》、《启蒙》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若使天假之年，庶几将许多书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这说明朱熹是把《启蒙》看作自己最成功的代表作，在他一生所写的文字中，只有《大学章句》可以与之相媲美。
《启蒙》首先以《本图书》开篇，从历史考据与哲学义理两个方面来论证河图洛书乃天地自然之易，是“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关于历史考据方面，朱熹引《易大传》及孔安国、刘歆之言，论证伏羲受河图而画八卦，禹因洛书而陈九畴，乃古人之成说；又引关子明与邵康节之言，论证以十为河图，以九为洛书，乃历史之定论。这就从文献学的角度解决了图书之真伪的问题，并且纠正了刘牧以九为河图、以十为洛书的谬误。此篇的重点在于哲学义理的开发。朱熹认为，《易大传》所说的天地之数即河图之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河图之数亦为五十有五。天地之数五奇五偶，分阴分阳，各以其类而相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河图之位亦复如是，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以两其五行而已。从河图的象数结构来看，中间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本身就是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八卦方位两图的雏形。因而以河图为象数本原，认为伏羲据河图以作易，不管在历史上能否查有实据，就哲学义理而言，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至于洛书，则虽夫子之所未言，但与河图互为经纬表里，并不矛盾。比如河图洛书之位与数其所以不同，是因为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自五以前，为方生之数，自五以后，为既成之数，阴生则阳成，阳生则阴成，阴阳二气，相为终始，而未尝相离。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四正之位，奇数居之，四维之位，偶数居之，阴统于阳，地统于天，天地同流，而定分不易。故河图以十为数，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是为数之体，洛书以九为数，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是为数之用，二者结成了一对体用的关系。虽然多寡不同，但由于皆以五居中，以中为虚，故二者阴阳之数均于二十而无偏。因此，从洛书的象数结构来看，中间所虚之五，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与河图相同，也是先天八卦图的雏形。
朱熹通过这种比较，认为河图与洛书可以互通。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即《洪范》之五行。洛书可以为易，河图亦可以为范。因而就历史考据而言，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图而初无所待于书，范则大禹之所独得乎书而未必追考于图，但就哲学义理而言，图可以为书，书亦可以为图，其为理则一，并无先后彼此的区别。此理即自然之理，天地之理。有是理，便有是气，有是气，便有是数。河图乃天地之常数，洛书乃天地之变数，二者皆为天地自然之数。河图五十五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虚五，则大衍五十之数。积五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积五与十，则得十五，而通为河图之数。此二者横斜曲直，无所不通，乃气数之自然，代表了天地自然之易，也就是未有易之前的宇宙的本来面貌，伏羲画卦的本原性的依据。
在朱熹的易学思想中，河图洛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他的一整套象数之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石。他在答袁枢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时指出：“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 （《答袁机仲书》，《文集》卷三十八）就朱熹的用心所在而言，关于河图洛书的探讨，实质上是“欲因象数之位置往来以见天地阴阳之造化，吉凶消长之本原”。重点在义理而不在考据。如果不明义理，即令辨得二图真伪端的不差，亦无所用。反之，如果着眼于义理，则《启蒙》所载之二图，“虽未必便是真图，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有欢喜处，而图之真伪将不辨而自明矣”。在与学生交谈中，朱熹则撇开考据而完全站在义理的角度来强调河图洛书的哲学意义。《语类》卷六十五记载：“先生谓甘叔怀曰：曾看河图洛书数否？无事时好看。虽未是要切处，然玩此时，且得自家心流转得动”。“先生曰：天地只是不会说，倩他圣人出来说。若天地自会说话，想更说得好在。如河图洛书，便是天地画出底”。
《原卦画》是《启蒙》一书的主体，通论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综述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由于先天乃易中第一义，后天必本于先天，故此篇所论，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关于伏羲画卦之所由，朱熹仍以《本义》之四图为据，先画横图，后画圆图，横图以明八八六十四卦生成之次序，圆图以明其组成的方位与运行的原理。《系辞》曾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熹认为，这是孔子发明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孔子而后，千载不传，惟康节、明道二先生知之。邵子指出这种生成的次序是数的推演，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程子则进一步概括为“加一倍法”。朱熹吸取了这些说法，把《本义》之二横图扩展为六横图，详加解说，从哲学上论证八卦的生成完全是出于浑然太极的自然的理势，并未掺杂任何人为的思虑。
我们可以把《启蒙》与《本义》对“易有太极”章的解说作一番比较。《本义》释此章云：“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例》、《启蒙》。”
《本义》以太极为理，以易为阴阳之变，这种界定是从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出发，作出形上与形下的区分。所谓“易有太极”，是说在阴阳之变中寓有太极之理，太极无形，阴阳有象，无形者谓之形而上，有象者谓之形而下。由无形到有象，始于伏羲当初之一画，才有一，便有二，其所以如此，是本于一每生二的自然之理。故由太极而两仪、四象、八卦，表现为一种生成的系列，自然之次第。这种象数的生成也就是宇宙的生成，其所依据的原理，属于宇宙论的范畴。故就本体论而言，则阴阳涵太极，就宇宙论而言，则太极生阴阳，合而观之，无形的太极之理兼有此两层含义，是有形之象数的本体及其生成的本原。这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总纲。但是《本义》只是略加指点，未作详论，如果不参考《启蒙》，是很难窥见其中的既深刻而又丰满的哲学意蕴的。
《启蒙》以河图洛书为据，对太极之理所兼有的这两层含义作了详细的解说。《启蒙》释此章云：“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图洛书，皆虚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此之谓也”。这种界定与《本义》相同，仍然首先是着眼于本体论的建构，认为太极是象数之理而本身并不是象数，因为象数是形而下之器，太极乃是形而上之道，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虽然如此，二者也未尝相离。因为太极作为本体是现象的本体，象数作为现象是本体的现象，就有形的象数而言，其中必寓有无形之理，此无形之理也不能脱离有形的象数而孤立存在，故二者不离不弃，相互依存，形成为一种本体论的结构。在易学史上，汉儒以气释太极，王弼以无释太极。朱熹认为，这都不是确解，唯有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说得的当不易、最为精到。所谓“无极而太极”，意思就是无形而有理，当象数之未形而其理已具。太极即理，理为本体，本体即道，道者天地之心，故邵雍所说的“道为太极”，“心为太极”，也是的当不易之论。但是，此无形之理是否仅仅作为一种静态的结构，只存有而不活动，不能展开为一种动态的过程，生成有形的象数呢？朱熹进一步论证说，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自两仪之未分，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生成的功能为浑然太极所固有。从河图洛书来看，虚中之象就是一个浑然太极，虚者无形，中五者有理，此理既是一个本体结构，也具有生成的功能。在《本图书》中，朱熹曾作了详细的解释。他指出：“河图以生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生数之象焉。其下一点，天一之象也；其上一点，地二之象也；其左一点，天三之象也；其右一点，地四之象也；其中一点，天五之象也。洛书以奇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奇数之象焉。其下一点，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点，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点，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点，则天七之象也；其上一点，则天九之象也。”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为数之体，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为数之用，体是本体，用是功能，体用相依，故其虚中之五内在地蕴含着一种自然的理势，按照一分为二的程序，生成出一套两仪四象以至八八六十四卦的有形的象数。
两仪是由浑然太极一动一静分阴分阳而生出。太极是理，阴阳是气，太极无形而阴阳有形，有气有形便有数，数是气的分界限处，数的本质在于奇偶，故太极分阴分阳也就同时产生一奇一偶。阴阳之象成双，奇偶之数成对，是为两仪。朱熹曾说，“大抵易只是一个阴阳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阴阳奇偶就是象数，象数乃易之根本，而象数肇始于两仪，追本溯源，两仪之立则是肇始于太极之一动一静。关于这个思想，朱熹以河图洛书为证，并引周子与邵子之说以相发明。在河图洛书，其奇偶之数各居二十，阳数奇，阴数偶，就是阴阳奇偶之分。邵子的一分为二是就数上说，周子的分阴分阳是就气上说，由于气便是数，合而言之，是皆气数之自然。此气数之自然，动静两端，循环不已，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是则所谓太极。周子所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这也就是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的过程。朱熹认为，“自太极而分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也，两仪固两仪也。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之无穷，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也”。朱熹此处所论，是把整个象数系统的生成统统归结为太极与两仪的关系。自太极而分两仪，这是理生气，理先而气后，气由理而生，本于宇宙论的原理，故二者不可相杂，太极就是太极，两仪就是两仪。及其既生之后，则理复在气之内，太极即在两仪之中，二者结成一种本体论的关系而不可相离，故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就宇宙的本来面目而言，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象数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对此本然之妙的一种忠实的摹写和反映，相对来说属于后起，始于伏羲当初之一画，故其所依据的原理也必然具有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双重含义，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照朱熹看来，象数乃易之根本，而阴阳奇偶又是象数之根本，阴阳奇偶始于太极之一动一静，处于不断分化与组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阴阳奇偶的交变，则易之体便不复成立。此体是体质之体，形体之体，犹言骨子，非此则实理无所顿放，这也就是说，在阴阳奇偶的象数所构成的易之体中，即寓有阴阳奇偶的交变之理。据此而论，邵子所说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的画卦的次序，看来是一种数的推演，实质上是阴阳奇偶不断的分化与组合。朱熹认为，“伏羲画卦皆是自然”。“自太极生两仪只管画去，到得后来，更画不迭。正如磨面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来”。“看他当时画卦之意，妙不可言” （《语类》卷六十五）。《启蒙》所列的大横图是对这种自然生成次序的图解。其所以自然，是因为完全符合阴阳奇偶的自然之理，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不曾用些子心思智虑。
若将八卦横图与六十四卦横图规而圆之，即成为两个圆图。《启蒙》所列之伏羲八卦图即《本义》之伏羲八卦方位图，其伏羲六十四卦图即《本义》之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关于横图与圆图的关系，朱熹认为，横图所表示的是易之所以成，自乾一横排至坤八，其生成的次第全是自然，而圆图所表示的则是一个宇宙模型，虽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圆图是根据横图而来，必先有卦的生成而后始能作出圆图。圆图的具体作法是，将横图由中间的震巽复〖HT5，7”〗女〖KG-*2〗[HT5,6]后 四卦为界，分成两半，使震复逆行与乾相接而居左，使巽〖HT5，7”〗女〖KG-*2〗[HT5,6]后 顺行与坤相接而居右，这就自然拼接成为一个圆图。在这个圆图中，自北而东为左，自南而西为右，既有确定的方位，也有左右旋转的运行方向，可以表示一年的春夏秋冬，一月的晦朔弦望，一日的昼夜昏旦，实际上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卦气图，如果不作圆图而只是从头至尾看横图，则此等类皆不可通。圆图的方位是按照对待的原则排列的，这就是《说卦》所说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天与地相对，故乾南坤北，定上下之位次。水与火相对，故离东坎西，列左右之门。是为四正。兑居东南，艮居西北，这是山泽通气。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这是雷风相薄。是为四维。对待的方位既定，阴阳之间必互相博易，博易也就是交易，阴交于阳，阳交于阴，阴对换为阳，阳对换为阴，六十四卦圆图阴阳爻左右对称性的结构即以此二者对望交相博易而成。圆图之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阳，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阴，由于交相博易，东边一画阴，便对西边一画阳，东边复至乾三十二卦，其百有十二阳爻为其本有，其八十阴爻皆是自西边来；西边〖HT5，7”〗女〖KG-*2〗[HT5,6]后 至坤三十二卦，其百有十二阴爻为其本有，其八十阳爻皆是自东边来。这种交相博易表现了阴阳之升降往来，消息盈虚，同时也是一个流行的过程。《说卦》所说的“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即就左仪右仪有流行之次序而言，自左观之似顺，自右观之似逆，左方是数往，右方是知来，数往是自震之初为冬至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知来是自巽之初为夏至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皆进而得其未生之卦。这个圆图就是传自道教系统的先天图。朱熹对先天图赞赏备至，认为是一个极好的宇宙模型，虽无言语而有自然之象数，对待流行，时空交织，蕴含着盈虚消息之理，可以用秋表示天地人三才万事万物的终始变化。
《说卦》“帝出乎震”章，其卦位的排列，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巽居东南，艮居东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邵子认为，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朱熹接受了邵子的说法，但在《本义》中却仅指出：“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经过多年的探索，才在《启蒙》中对文王改易伏羲卦图之意提出了自己的解释。邵子曾说：“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这是把先天与后天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体因用而立，用由体而发，文王改易伏羲卦图所排列的后天八卦方位，其根本精神在于“得天地之用”。究竟先天如何变而为后天，既然后天的根本精神在于一个“用”字，那么这个“用”字在后天的卦位排列上又是如何具体地落实，朱熹的解释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朱熹认为，由先天变而为后天，是以阴阳之相交作为内在的动力。相交以相对为前提，先天卦位乾南坤北，这是天与地相对，离东坎西，这是火与水相对。有了相对，必有相交，而相交是一个流行的过程，有了相交，必然会产生方位的转移。故乾坤交而为泰，离坎交而为既济。泰卦坤上乾下，南北易位，乃天地之气相交。不相交则无可通之理，通是阴阳相应而和谐的统一，造化之所以流行而发育的本质所在。唯其求通，故乾北坤南交而为泰，离西坎东交而为既济，这就推动了方位之错处。但这只是第一变，就乾坤之交而言，由于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子为北，午为南，北由西北而来，南由西南而来，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故再变则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就坎离之变而言，离的运行方向是由东自上而西，坎的运行方向是由西自下而东，在这个运行过程中，由于乾坤已退出南北之位，故离得乾位而居南，坎得坤位而居北。此乾坤坎离四卦所定之位，就是由先天变而为后天的卦位。至于震东兑西，则是本于阳进阴退的原理，震为长男，兑为少女，阳主进，故以长为先而位乎左，阴主退，故以少为贵而位乎右。艮东北巽东南也是本于阳进阴退的原理而定位，艮为少男，巽为长女，少男由西北进而至东北，长女也随之由西南退而至东南。关于第二个问题，朱熹认为，震兑坎离，四者皆当四方之正位，而为用事之卦。乾坤艮巽，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乾西北，坤西南，为不用之地，艮东北全未用，巽东南稍向用，总起来看，居东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复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乾坤乃六子之父母，父母既老，不复用事，退居不用之地。故用事者历举六子而不数乾坤。由于三男三女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所承担之用也就有轻有重，各有分职。震兑为阴阳之始交，故当朝夕之位而用事。坎离为进退之中，故当子午之位而用事。是为四正。艮为少男，尚未就傅，不足以用。巽为长女，代母用事，故稍向用而长养于东南。至于其所以为用，仍然是本于水火雷风山泽之相偶，以伏羲先天之卦位为体。
从朱熹的其他一些言论来看，他并未把这种解释视作定论，而是坦率地承认，“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纵横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终其一生，始终是感到困惑莫解，留下了许多疑窦。在与学生的交谈中，朱熹指出：“文王八卦，不可晓处多。如离南坎北，离坎却不应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兑也不属金。如今只是见他底惯了，一似合当恁地相似”。“帝出乎震，万物发生，便是他主宰，从这里出。齐乎巽，晓不得。离中虚明，可以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云‘万物之所说’？乾西北，也不可晓，如何阴阳只来这里相薄”？ （《语类》卷七十七）尽管“帝出乎震”章大抵难晓，但是由于朱熹坚信后天八卦乃文王所定，《说卦》为孔子所作，其中必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所以他一直是以严谨审慎的态度，立足于加深理解，进行不懈的探索。比较起来，朱熹对《原卦画》所论感到满意的并非后天之学，而是先天之学。他在《答袁机仲书》中指出：“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横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词说。于此看得，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盖易之心髓全在此处”。“然与见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闻者创见多不能晓而不之信，只据目今见行《周易》，缘文生义，穿凿破碎，有不胜其杜撰者，此《启蒙》之书所为作也。若其习闻易晓，人人皆能领略，则又何必更著此书，以为屋下之屋，床上之床哉”！ （《文集》卷三十八）这说明朱熹作《启蒙》，主要目的在于阐发先天之学，而这个目的是圆满实现了。此是易中第一义，至于后天之学则属于第二义。朱熹认为，即令目前对文王卦位不能完全理会，但只要把第一义理解透彻，然后轻轻揭起第二义去逐渐理会，积累之久，终有一天是会豁然贯通的。
《明蓍策》是对古筮法的研究。所谓筮法，即揲蓍以求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画卦的原理为依据的。故画卦与揲蓍虽为二事，实际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割裂。如果说画卦是象数的根本，揲蓍乃其用处之实，依据原理而推出方法是由体以及用，通过方法而掌握原理则是由用以明体。朱熹常常慨叹，伏羲画卦的原理而今所以难理会，“盖缘亡了那卜筮之法”。“《说卦》中说许多卜筮，今人说易，却要扫去卜筮，如何理会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说得个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个活法，却须更看得高妙在”。“今之说易者，先掊击了卜筮。如《下系》说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晓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说处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晓得，须更有奥义可推”。 （《语类》卷六十六）由此可见，朱熹对古筮法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更深入地阐发先天象数所蕴含的哲理，使易学的精神得以落到实处而不悬空，并非完全局限于具体的方法层面，单就筮法本身从事纯技术性的探讨。
关于古筮法，《系辞》的“大衍之数”章是唯一可据的文献。《本义》对此作了简要的解说，后来又加按语指出：“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详具于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明蓍策》通篇也是对此章的解说，但与《本义》相比，却详备得多了。在《本义》中，朱熹指出，揲蓍求卦之法本于大衍之数，“盖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其变化往来、进退离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为”。《启蒙》对筮法的解说，贯穿了同样的思路。他指出：“其为蓍也，分合进退，纵横逆顺，亦无往而不相值”，“其相与低昂如权衡，其相与判合如符契，固有非人之私智所能取舍”，“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因此，虽然就揲蓍求卦的具体操作方法而言，《本义》略而《启蒙》详，但就基本思路而言，并无二致，始终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力求把这种具体的操作方法安排得合乎“自然之法象”，“理势之自然”。朱熹认为，古之筮法由画卦的原理直接推出，全是自然，自孔子来千五百年，人都理会不得。唐时人说得虽有病痛，大体理会得是。近来说得太乖，自郭子和始。所以继《启蒙》之后，他又作《蓍卦考误》 （载于《文集》卷六十六），以辨郭雍之失。《启蒙》侧重于正面的解说，《蓍卦考误》则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此二书互相发明，全面地体现了朱熹的基本思路，凸显了他之所以关注筮法研究的用心所在。
郭雍主张，判定阴阳老少之爻象独以过揲之数为断。这就是说，三变之后，除掉挂NB057之数，其余数有四种情况：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分别揲之以四，即可得出九为老阳、八为少阴、七为少阳、六为老阴四种爻象。这种方法叫做“过揲法”，朱熹称之为“近世之法”。朱熹称他自己的方法为“旧法”，即与经文本义相符的古之筮法，也叫做“挂NB057法”。这种方法的具体操作，其根本精神是根据手指之间的余数确定爻象，而不以过揲之数为断。如果单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无论是用“挂NB057法”还是用“过揲法”，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朱熹强调指出，“挂NB057法”有自然之法象，而“过揲法”无复自然之法象，从象数本原的角度来看，二者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关于这个思想，朱熹在《启蒙》、《蓍卦考误》以及《与郭冲晦书》中进行了反复论证，归结起来，其所持的理由约有三点：一是以挂NB057为本，以过揲为末，不可舍本而取末；二是以挂NB057为约，以过揲为繁，不可去约以就繁；三是以挂NB057定爻象可见阴阳之消长，以过揲定爻象则参差不齐。
就挂NB057与过揲两种方法的本身而言，究竟孰是孰非的问题在易学史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朱熹的说法虽然具有权威，郭雍的说法也有不少人拥护。李光地《周易折中》卷十四指出：“按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说以为蓍说，引张子之言为据，朱子与之往复辩论”。“然以归奇为归挂一之奇，则自虞翻已为此说。且玩经文语气，归奇于NB057，奇与NB057自是两物而并归一处尔，此义则郭氏之义可以”。但是，朱熹之所以必详论挂NB057，深病郭说之非，主要是出于哲学的考虑，以明法象自然之妙。郭雍曾向朱熹表示，“大衍之数五十，是为自然之数，皆不可穷其义”。这说明郭雍既不懂哲学，也无哲学的兴趣，只是依据前人的一些成说，局限于从具体的操作方法上进行某种安排。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则是坚定地认为，“熹窃谓既谓之数，恐必有可穷之理” （《与郭冲晦书》，《文集》卷三十七）。这说明朱熹从事筮法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穷筮法之理，并非与郭雍站在同一个层次。尽管他所主张的“挂NB057法”后世仍有异议，不算定论，但是他所开拓的思路，把筮法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考察，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考变占》作为《启蒙》的终篇，结合变占之法，作了卦变三十二图，以明一卦可变六十四卦之理。此三十二图是对《本义》所载之卦变图的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朱熹认为，卦变说非画卦作易之本指，独于《彖传》之辞有用，而《彖传》乃孔子所作，属于后天之学。先天与后天的区别，在于先天是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后天则是就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如果说文王的后天之学改变了伏羲先天卦图之意，由第一义降而为第二义，那么孔子因文王之易而作《彖传》，则是由第二义降而为第三义了。据此而论，在朱熹的易学体系中，关于卦变的思想，其定位并不是很高的。虽然他十分重视这项研究，但却始终是严守先天后天之分，把卦变限制在有助于讲通今本《周易》经传的较低的层次。比如他针对程子专以乾坤六子言变卦之说指出：“伊川说乾坤变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画了，旋变去，这话难说。伊川说两仪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画，须是都画了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 （《语类》卷七十一）。
实际上，专以乾坤言变卦并非程子的创论，而是易学史上的成说。早在汉代，孟喜的十二辟卦，京房的八宫卦，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均主此论，虞翻的卦变图更是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指出：“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后人不过踵事增华耳”。到了宋代，李之才、朱震、苏轼、程颐等，皆以《说卦》乾坤生六子之文为据，沿袭了这种成说。朱熹认为，乾坤生六子是文王的道理，而不是伏羲的道理。从先天之学的角度来看，八卦乃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渐次生出，方其为两仪，则未有四象，方其为四象，则未有八卦，那时只有阴阳，未有乾坤，乾坤之名是直到八卦画成而后始有。故以六子为乾坤所生，以乾坤为卦变的总根源，不合于八卦生成的自然的次序，在理论上难以成立。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朱熹为了把属于后天之学的今本《周易》的经传讲通，不得不摒弃旧说，另辟蹊径，建构一种新的卦变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思路在于依据卦变皆由爻变而来的一般规律进行逻辑推理，以求得六十四卦的通例。《本义》卷首所载之卦变图就是在此说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作出来的。
既然卦变是由爻变而来，爻变则是由揲蓍而来，按照揲蓍之法以求爻，可以随机地得出七、八、九、六之数。在《启蒙》中朱熹指出：“用九用六者，变卦之凡例也。言凡阳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阳变为少阴。用六，故老阴变为少阳。不用七八，故少阳少阴不变”。因此，一卦六爻，究竟应该怎样根据其中变爻与不变爻的不同的配置情况占断吉凶，这就是《考变占》篇所要阐明的主题。朱熹归纳出七种配置情况，并且规定了七种相应的占法。为了便于查考这种变占之法，朱熹根据一卦可变六十四卦之理，列为三十二图。他指出：“以上三十二图，反复之则为六十四图，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赣《易林》合，然其条理精密，则有先儒所未发者，览者详之”。
我们可以把《本义》之卦变图与《启蒙》之三十二图作一番比较，虽然二者的目的与作用不同，前者是为了解说《彖传》，后者是为了查考变占，但就其基本的思路而言，此二图都同样是以爻变而言卦变，着重于阐明卦变乃气数之自然，而非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所谓气数之自然，也就是先天象数的成卦之理。由于此二图皆本于成卦之理，所以其所揭示出的卦变形式一一对应，若合符契。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与一爻变相对应，凡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与二爻变相对应，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与三爻变相对应，凡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与四爻变相对应，凡五阴五阳之卦各六与五爻变相对应。李光地《启蒙附论》发朱子未尽之意，认为此一一对应出于数学中的“开方求廉率”，其法以左一为方，右一为隅，而中间之数则其廉法也。用现代数学的语言来表述，即二项式六次方展开式中间各项的系数：(a+b)6=a6+6a5b+15a4b2+20a3b3+15a2b4+6ab5+b6
后来江永在《河洛精蕴》中又根据李光地的解释，作“乘方法合画卦加倍法图”，使朱熹的思想更为显豁。其图见下页：〖LM〗〖KH18〗
〖BF〗〖JY，5〗(见《河洛精蕴》外篇卷六)
朱熹的这套卦变理论是易学史上的一大公案，成为争论的焦点，引发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赞成的固然不少，反对的也很多。比如顾炎武指出：“卦变之说不始于孔子，周公系损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六子之变皆出于乾坤，无所谓自复、〖HT5，7”〗女〖KG-*2〗[HT5,6]后 、临、遁而来者。当从《程传》”。 （《日知录》卷一）黄宗羲指出，《本义》之卦变图，重出甚多，头绪纷然。朱子虽为此图，亦自知其决不可用，所释十九卦彖辞，尽舍主变之爻，以两爻相比者互换为变，多寡不伦，绝无义例。 （见《易学象数论》卷二）从这些议论来看，朱熹的卦变理论无论是用于解经或是用于变占，都存在着滞而不通的情况，并不是很完善的。但是，朱熹以卦变附先天之后，也自有其一以贯之的思路，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他所关注的重点在哲学而不在方法。我们今天研究他的卦变理论，应该从哲学的角度联系他的整个易学体系来找出其合理的定位，至于能否有效地用于解经或变占，由于问题的本身业已失去了意义，是大可不必去费心探究的。
总起来说，朱熹的象数之学，以《本义》之九图与《启蒙》之四篇互相发明，构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卦变图是孔子之易的象数，文王八卦是文王之易的象数，伏羲八卦是伏羲之易的象数，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象数。这四种象数虽然层次历然，不可混淆，其实皆不外乎阴阳奇偶之动静循环，至于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这就是所谓太极。因而太极阴阳之妙就成为这四种不同象数的共同的本质，从事象数之学的研究必须追求向上一路，直探本源，不可只从中半说起，以属于后天之学的今本《周易》为对象。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朱熹的理学思想的核心。他的整个易学体系完全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郑万耕〖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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